学术分享|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危机应对
摘 要：信息公开措施是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正确、重要且有效的应对策略。利用疫情期间开展的“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政府信息公开的层级结构及传播渠道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不同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于公众危机应对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接触更多官方媒体信息提高了公众的信息需求，但是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却降低公众的信息需要；政府的信息公开有效降低公众的风险焦虑，进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信息公开切实提高公众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满意度，接触更多官方媒体会大幅提升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满意度。
关键词：突发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治理；传播渠道 DOI：10.16582/j.cnki.dzzw.2022.06.005一、引言
现代国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涉及政府、专业机构、媒体、第三部门和公众等多个主体，而由“信息”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动态系统[1]。政府无疑是公共危机应对动态系统的神经中枢和关键引擎，一方面发挥着权威信息采集和发布、专业知识传播、社会动员与舆论引导等作用，另一方面也承担着信息整合、信息处理和信息反馈的重要功能。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强调突发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作为“信息中枢”积极承担信息公开的价值。在突发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至少具有下列三项价值：首先，危机信息公开和透明化信息流动有效满足居于信息弱势地位和强风险感知处境的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降低风险感知的不确定性，从而防止公共恐慌及社会失序[2]；其次，政府信息公开也是重大公共危机应对中破解危机决策经常面临之“信息问题”的有效机制，有助于高层政府或决策机构获得稀缺信息资源从而削减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碎片化；再次，权威信息及时公开与传播提升公共信心，为社会大众采取理性自救行为提供专业技能，为社会资源分配提供精准依据。因此，信息公开被称为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最正确对策”。然而，现有研究也发现各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时仍然存在信息公开难题，并由此引发灾难性后果。
然而，现有研究未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和渠道进行区分，忽视了层级结构和传播渠道的差异对于公众危机应对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对于信息公开主体和渠道的区分，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政府信息公开对危机期间公众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机制，还在现实中帮助理清公共危机状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机制和对策。具体而言，结合我们在危机应对期间收集的5982份全国性调查问卷，从信息治理的理论视角衡量信息公开对于公众的信息需求、风险感知和政府满意度的作用，从信息公开的主体及渠道两个维度出发进一步检验政府（官媒）信息供给如何塑造公共危机期间良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系统性地梳理信息公开在突发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信息治理：公共危机治理“枢纽”
信息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枢纽”角色，其对于政府决策、政策执行、监督问责、国家社会互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多研究表明，信息问题是当代中国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即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在治理决策过程中需要知晓地方或下级的充分“情报”或“知识”，如果这些地方性信息或知识在官僚系统内部或是社会媒体传输过程出现传输不畅、信息阻隔或信息碎片化等问题，往往会导致中央决策的滞后、堵塞，甚至对某些紧急事态无法有效回应[3]。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我国，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政府和民众都面临着由于信息不畅所造成的治理难题，譬如政府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可能由于缺乏充分、及时和高质量信息而无法展开行之有效的救援，从而导致公共危机的扩散和沉重的社会代价。因此，信息治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应对各类公共危机的重要环节，而信息公开则是政府进行信息治理的关键举措。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公开举措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强化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能力。首先，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信息公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685年洛克的《政府论》，此书中论述道，只有法律公开，才能保障统治者不恣意妄为[4]。信息公开不仅关系到民众的知情权这一基本权利，也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关键价值，譬如问责、合法性以及民主等[5]。其次，信息公开举措能帮助决策机构获取稀缺信息资源，提高政府决策科学与有效性。在信息公开的助力下，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政府、专业机构和公众等多个治理主体共享稀缺信息资源，从而多社会治理主体得以实现紧密协作以共同应对危机[6]。此外，信息公开有助于公民了解政策过程，同时政府也能获取民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改善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7]。最后，信息公开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公开有力遏制了政府权力滥用的冲动，使得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审慎考虑程序合法性和政策产出的效率，避免信息披露后公众针对政府不当行为的问责，从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水平提高[8,9]。
（二）政府信息公开与危机应对
作为公共危机应对动态神经中枢的政府，不仅主导着发布权威信息、协调救援工作、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生活等危机应对措施，也承担着信息的汲取与整合、接受社会公众反馈的关键功能。信息公开则是政府在信息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在公共危机应对中，信息公开起到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防范社会恐慌和提升政府满意度的作用，这三者是成功应对危机的重要前提。具言之，政府信息公开可以满足大众信息需求，从而增强民众应对能力。并且，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消除民众内心对于未知危机的恐惧，起到提振公共信心和防范社会失序的作用。此外，信息公开能加强民众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从而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而这正是政府相关危机政策得以顺利执行的关键。
首先，信息公开能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增强民众危机应对能力。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发生，使得民众亟需相关信息以判断自身所处形势和决定采取何种方式以应对危机。政府的信息公开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并且提升民众的危机应对知识与能力。一方面，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告知民众危机的概况以及正确应对方法，民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应对灾难以减轻灾难破坏[10]。已有研究表明，通过政府公开渠道获取灾难应对方法的群体，更容易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以应对危机[11,12]。另一方面，政府的信息公开让民众充分重视危机，间接地刺激民众对于灾难相关信息的需求，从而提升民众的应急应灾能力[13,14]。
其次，信息公开能提振公共信心，防范公共恐慌和社会失序。政府的信息公开起到为民众提供心理慰藉和辟除谣言的作用，从而有效稳定公众情绪和防范社会动荡。一般而言，灾难发生后民众往往第一时间求助于政府部门，其次才是寻求社交媒体等二手信息的帮助[15]。若是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或一味封锁信息，公众容易错误判断公共危机形势而产生害怕、焦虑等情绪，进而轻易相信互联网或私下传播的不实消息，导致民众采取诸如抢购囤积粮食和药品等非理性行为来应对未知的灾难，最终集体恐慌将对于社会秩序产生二次冲击[16]。相反，倘若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政府出台的相应政策，并且该应急措施已经发挥预定设想的减灾效果，民众会降低由危机导致的焦虑情绪和回归理性方式以应对灾难[17,18]。此外，主动、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也为灾民提供情感宣泄和社会支持的帮助，为维持社会稳定和灾后重建发挥积极的作用[19,20]。
最后，信息公开能增强政府决策透明，提升公众政府满意度。前人研究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主要从三个路径来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其一，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将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信息知情权是公民的固有权利，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告知民众危机现状，是尊重民众基本权利的体现，民众对于充分保障自己权利的政府更加满意与信任[21]。其二，政府信息公开增进民众对于政府政策的理解与支持。通过了解政府公布的信息，民众能直观感受政府灾难应对的努力与付出，这将增强民众对于政府决策的认可程度[22]。其三，政府的信息公开提高人们政治参与频率，有利于改善政府科学决策水平与能力。公众在充分了解政府的针对性政策后，会对于政策落地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进行反馈。公众反馈意见的采纳，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展示了政府工作的高效性和回应性，从而增进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23,24]。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层级结构与传播渠道
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公众对于政府态度存在结构性差异。费孝通借用石子丢进水潭泛起水波纹的比喻，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关系形容成被水圈子波及所产生联系的差序格局[25]。而李连江则借用该概念于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中，他将中国公众对于上级政府的信任强于对下级政府的现象称之为“差序信任”[26]。换言之，民众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差异态度，公众更多将政府的治理绩效归功于中央政府，却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困顿归咎于地方政府[27]。大批学者也在各自研究中发现，在农民、市民、大学生等群体中确实存在对不同级别政府的态度差异[28,29]。关于政府层级结构的研究，大大增进了学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公民互动的理解与认知。
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将政府层级结构的讨论引入信息公开研究中。这主要是由于在政府常态化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公开政务信息，不同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逻辑基本一致，在常态治理情境中讨论不同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异质性效应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诸如发生采矿事故、环境污染泄露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激励会发生扭曲，形成与中央政府不同的信息公开策略。[30]地方政府可能会为避免事故披露影响晋升而采取隐瞒真相策略；相反，中央政府则会力图查清事实而采取派出调查组的举措[31]。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逻辑形成张力，以往将政府视为整体的分析视角将不再适用。因此，在突发公共危机场景下，探究政府不同主体的信息公开行为的特征及其所带来的异质性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在突发公共危机场景下，不同层级的政府信息公开作用具有对应性和弥散性的特点。其中，对应性指的是在特定场景中，公众会区分不同政府主体的政策并采取对应行为。换言之，公众不再将政府笼统地视为一个整体，各级政府的决策行为对公众态度可能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公众将会评估信息公开的政府层级、区域位置和所采取政策，进而采取最符合自身处境的行为与反应[20]。另一方面，弥散性即政府信息公开举措存在跨层级影响。公众对于特定层级政府的态度受到跨层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这是由于各层级政府进行信息公开不能完全无视上下层级政府之间的直接领导和业务联系，即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会涉及地方的应对举措，而地方政府的政策公示会反映中央政府的指导意见。使得不同层级政府对于公众态度存在交叉作用。尽管对应性和弥散性特点看似相互矛盾，但是二者实际是辩证统一的存在。当公众判断自身所处风险的时候，会根据不同层级政府所公开的信息采取对应行为；而当公众在评估政府时，不同层级政府的政策绩效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影响民众的综合评价。
此外，传播渠道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重要维度。传统的信息公开主要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报刊杂志、公共图书馆等媒介平台进行传播[32]。随着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诸如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政务客户端等平台也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33]。然而，政府信息公开的诸多渠道也有各自优势和不足。傅荣校等人通过比较近十种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的受众数量、便利性、及时性、可回溯性等维度，指出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过程中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34]。既有研究也发现不同媒介渠道的信息对于公众态度和行为会产生不同作用。当公众接触更多社交媒体或市场化媒体时，其对于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会相对较低；相反，若是公众接受更多主流媒体讯息，则会表现出更高的政府满意度[35]。因此，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传播渠道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认知信息公开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制。
（四）研究假设
尽管既有研究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已有讨论，但是前人仍旧未区分信息公开的层级结构和传播渠道的影响差异，以及实证检验信息公开影响危机应对效果的作用机制。其中，层级结构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异质性效应，而信息公开渠道则主要讨论公众接触不同媒体所带来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划分信息渠道的依据是实际生活中公众接触的媒体类型，而不是依照媒体所隶属的政府部门层级。
由于不同的信息渠道也会同时夹杂着各层级政府公开的信息，通过界定媒体属于中央层级或地方层级不能完全区分信息公开的消息来源。譬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层级的官方媒体，其在报道过程中同时转载中央政府的文件指示和地方政府的具体应对，无法区分是何种层级政府进行信息公开。因此，更好的媒体渠道划分方式则是采用公众所接触的媒体进行分类，从而明晰何种传播渠道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将信息治理理论应用于公共危机治理，从政府信息公开的不同主体和信息公开的供给渠道，探讨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影响公众态度，进而提出研究假设并开展实证检验。
研究假设一：信息需求偏好假说。该假说试图探究公共危机期间政府（官媒）的信息供给对于公众的信息需求有何影响。本文认为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会对公众的信息需求偏好产生对应性后果。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会引起公众对相关信息的知情权的需求[13]，在短期内形成全民“信息饥渴症”，进而形成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和社会风险的判断。中央政府公开权威信息在短时间内会提高民众对于危机的关注度，进而提升民众对于及时更新公共信息的需求；相反，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更多起到安定作用，当民众知晓地方政府应对危机准备充分，则会降低对于公共信息的需求。此外，由于政府或官媒一般会对危机报道更加全面和权威，因此政府（官媒）关注度越高引起人们的危机重视程度也相应越高。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民众对于更新公共信息的需求；
H1b：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降低民众对于更新公共信息的需求；
H1c：民众接触更多政府（官媒）信息公开渠道，其对于更新公共信息的需求越高。
研究假设二：风险感知假说。该假设尝试分析政府（官媒）的信息公开对于人们的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不同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影响具有弥散性，其能够跨层级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或焦虑情绪。在公共危机期，政府信息公开能切实降低人们对于危机的焦虑程度[36]，促使风险防范专业信息扩散从而使得公众消费更多专业信息以应对危机。此外，政府和官方媒体作为更具有公信力来源的媒介，其在减少和消除谣言时也发挥重要作用[37]，因此更高水平的政府（官媒）信息供给会降低公众对于风险的焦虑。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中央政府公开能降低人们对于中央与地方危机的焦虑程度；
H2b：地方政府公开能降低人们对于中央与地方危机的焦虑程度；
H2c：接触更多政府（官媒）信息公开渠道，会降低人们对于危机的焦虑程度。
研究假设三：政府满意度假说。该假说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公众态度有弥散性影响，其能够跨层级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政府及时、有效、充分的信息公开能够帮助民众准确辨识和应对风险[38]，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协同关系[39]，从而提升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此外，接触更多官方媒体信息渠道也有助于提升政府满意度，因为公众从中了解到政府于危机应对中所作出的努力和政策的实行效果，所以信息公开也提升了人们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满意度。但正如前人所述，官方媒体更多地将政府所产出的政治绩效归功于中央政府，因此接触更多官方媒体渠道者对中央政府满意度会更高[40]。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中央政府信息公开有效提升了公众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满意度；
H3b：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有效提升了公众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满意度；
H3c：接触更多政府（官媒）信息公开渠道，则中央政府满意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数据治理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该调查旨在了解公共危机期间公众对危机的看法、态度和诉求，以及危机应对的评价和建议。调查时间为2020年2月3日至2020年2月10日，通过新闻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网络平台进行数据采集，该调查总共收集了6046位被访者问卷，剔除无效数据，共采集到5982份有效问卷[41]。总体上，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6个地级市单位，具有较好的地区代表性，我们也考察了调查样本的人口学及社会特征分布，发现调查样本对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问卷主要通过线上推送和自媒体平台进行扩散和采集，并非随机样本，但考虑到疫情蔓延期间开展随机抽样的不可行性和时间滞后性，因此该数据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分析过程中也采集了若干城市层面变量以考察城市特征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问题进行分析。此外，为解决回归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模型使用Robust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方程模型设定如下：i代表省份的固定效应，方程左侧为本文关心的公众危机应对变量，右侧为信息公开等具体变量。其中，Crisis_response为核心因变量，本文将具体讨论公众在危机期间对于信息公开需求、风险防范信息消费及政府满意度的变化情况。Information_disclosure为本文核心自变量，该变量主要测量政府信息公开的不同维度指标，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满意度，以及政府（官媒）信息供给渠道，本文所关心的是其系数向量α。X则是本文的控制变量，包含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特征、疫情知识、疫情关注度和周围有确诊患者等一系列变量，β则是X的系数。此外，ϑi代表省份固定效应的影响。
Crisis_responsei=Information_disclosureiα+Xiβ+ϑi+ϵi
（二）变量与测量
本文核心因变量衡量公共危机时期的公众参与危机应对的行为与态度，这涉及人们面临公共危机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偏好、采取的风险防范信息行为，以及人们如何评价政府作为等。其中，信息公开需求偏好反映公共危机状态下公众对公共信息的需求迫切程度，调查中使用“在您看来，有关疫情及其防治的信息以何种频率更新为宜？”具体项目包括“确诊和疑似病例数量”“本地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所在地医院的诊疗及资源配置信息”“谣言、不实信息的辟谣信息”和“援助经费与物资分配情况的公开信息”。其选项有：①2-3天；②24小时；③12小时；④3-6小时；⑤实时。本文将其分别编码为1、2、3、4、5，即需求频率越高则数值越大。风险感知来自问题“在您看来，下列城市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多严重？”评价对象包括“北京”以及“您所在城市”。风险感知选项有非常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不严重，本文将其分别编码为4、3、2、1，数值越高则风险越严重。政府满意度反映受访人对各类政府部门在本次危机应对中的总体表现的评价。通过询问受访人：“您对政府部门在本次疫情防治中的总体表现是否满意？”评价对象包括“中央政府”和“本地政府部门”，问题选项有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到非常满意四级李克特量表，本文将其分别编码为1、2、3、4，满意度越高则数值越大。总体上，我们发现公众对于中央政府满意度最高，其次为本地政府部门。
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为信息公开，包括信息公开满意度和政府（官媒）信息供给。其中，通过客观指标测量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存在一定难度，本文转而采取公众主观评价来测量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质量和水平。信息公开满意度，即公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满意程度。该变量通过问卷中的问题“信息公开对于抗击疫情十分重要。迄今为止，您对下列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评价对象包括“中央政府及国家卫健委”和“本地政府及卫健委”，调查利用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到非常满意四级李克特量表来测量信息公开表现，本文将其分别编码为1、2、3、4，信息公开评价越高则数值越大。政府（官媒）信息供给，即公众从各类政府和官方媒体渠道获取信息的行为。本文将信息公开渠道划分为中央官媒、地方官媒、政务媒体和线下媒体。该变量通过询问受访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您获取有关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渠道包括“中央官媒（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地方官媒（地方电视台、地方报纸等）”“政务媒体（政府网站、政务微信/微博、政务抖音、政务App等）”，以及“线下媒介（基层政府、村居委会的通知/公告）”，本文将使用过该渠道获取信息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控制了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特征、危机知识、危机关注度、政府（官媒）信息信任和周围有确诊患者等系列变量。此外，本文还在回归模型中纳入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变量影响。表1呈现了本文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研究发现
这部分通过大样本数据分析考察政府信息公开对公众信息需求、风险防范信息消费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并探讨上述关系的可能解释。本文将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信息公开主体和信息公开渠道两个层次，前者关注中央与地方信息公开对于公众认知是否有不同作用，后者则关注信息公开的渠道如何影响民众态度。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于模型拟合的干扰，本文使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VIF）对于模型进行诊断，结果显示VIF在2.01以内，表明模型拟合过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一）信息公开需求偏好
表2呈现了公众对各类危机相关信息公开频率需求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刺激了民众对于信息以更高时效性公开的需求，提升民众对于病例数量、应对措施和谣言辟谣信息的需要；本地政府的信息公开满意度则减少了民众对于病例数量信息公开的需求，降低了人们对病例数量信息获取的需要，假设H1a和H1b成立。这一实证发现结果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即政府信息公开影响具有对应性特点，公众会区别看待来自不同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并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行为以应对危机。信息公开的对应性逻辑是：中央政府公布的相关信息凸显了危机严重程度，促使民众对突发危机更加重视，从而使得民众对于危机信息需求更加迫切；相反，本地政府的信息公开弥补了民众对本地风险评判的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社会恐慌情绪的作用，因而也使得民众对相关信息更新频率的要求降低。然而，为何信息公开会让公众对于一些信息需求产生变化，但是对于另一些信息的需求未产生影响呢？本文认为这与公众对于信息的重视程度相关。突发疫情中的病例确诊数量、应对措施和谣言辟谣与公众生活直接产生关联，因而民众对于此类信息更加关注。
更进一步，本文也讨论了信息公开的渠道如何影响民众的信息需求。根据表2，政府（官媒）供给信息越充分，人们越依赖政府（官媒）渠道获得危机信息，人们会对政府公开危机相关信息的频率提出更高要求，假设H1c成立。在具体渠道上，政务媒体和地方官媒起到引起公众对于危机现状、资源储备、政府措施信息需求的重视。这表明，包括政府网站、政务App在内的政务媒体对政府信息公开起到信息传递的关键功能，更为直观和有效地唤醒民众对危机的重视，同时满足公众在信息匮乏的危机状态下的恐慌心理的需要。此外，包括地方电视台和报纸在内的地方官媒引起民众对于资源信息的重视，这可能是由于地方官媒更多报道本地危机应对情况，因此会影响民众对于危机应对所需资源的信息需求。
此外，我们也考察了社会人口变量、危机关注度等因素信息公开需求的影响。譬如我们发现，知识的获取使得民众了解危机状况及潜在风险，进而降低民众对信息公开需求的迫切程度；花费更多时间关注危机的民众，其对信息更新的频率要求也更高；我们也的确发现面临扩散风险的民众会呈现出更高频率的信息公开需求，譬如周围有确诊患者的民众，其对于医院资源、信息辟谣等信息公开的需求则更为迫切。
（二）危机风险感知
表3为信息公开与公众危机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由表3可知，中央和地方的信息公开具有弥散性作用，可以有效降低民众对于中央和地方风险的焦虑情绪，假设H2a与H2b成立。这表明政府的信息公开对于公众具有弥散性影响。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自然会涉及全国各城市的状况，因此不难理解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可以降低公众的焦虑。同时，本地的信息公开也同样可以有效降低民众对于本地风险的担心。然而，为何地方的信息公开会影响民众对于北京疫情的严重程度呢？本文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必然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通报，因此民众也必然通过地方政府的信息了解到北京疫情的真实情况，因此地方信息公开会影响民众对于北京的疫情判断；其二，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其在民众想象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更是代表中国的具化象征，因此对于北京风险的焦虑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公众对于中国风险的判断，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也会影响民众对于首都形势的判断。
与预期相反，接触更多官方媒体反而会让公众对于本地疫情风险更加焦虑，假设H2c未得到支持。地方官媒和政务媒体报道加重了民众对于本地风险的焦虑。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官媒）媒体对于疫情的报道中不断引导民众重视潜在的疫情风险所导致的，从而提升民众对于身边疫情的风险防范意识，因此民众对于本地风险严重程度的认识会提升。另一方面，地方官媒和政务媒体由于所报道内容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情况，使其直接影响民众对于本地危机风险的判断。
（三）政府满意度
表3显示，政府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民众的政府满意度，并且这种作用呈现跨层级和部门的弥散性特征，假设H3a和H3b成立。由回归结果可知，政府的信息公开不仅可以提升对应层级政府的满意度，同时也呈现出跨部门和跨层级的弥散性作用，对于不同层级的政府和部门的满意度同样也起到提升作用。本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呈现上述机制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因此各层级政府和部门都被视为政府的延伸，所以政府信息公开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公众对于政府各部门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政府的信息公开不可避免涉及不同层级政府和部门的应对举措，因此公众同样也能从相关信息中了解到其他部门的情况，进而提升对于各部门的满意度。
同时，本文也探讨了信息公开的渠道对于政府满意度的作用。在表3中，可以发现官方媒体的信息供给显著提升了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假设H3c成立。具体而言，公众接触更多中央媒体则对于中央政府满意度更高。这说明在公共危机的初期，公众从官方媒体中接受到的信息中将危机应对的功劳归于中央政府。为何会产生如此差别？本文认为这背后主要由两个缘由：第一，在公共危机初期，地方政府的确对于公共危机处置不当，造成了危机的外扩。因为中央政府的介入，才逐步使疫情得到管控，这使得在官方媒体叙述中将公共危机控制的贡献归功于中央政府。第二，中国主流的官方媒体由中央政府所管制，因此官方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会更加突出中央政府所作出的贡献，而弱化对于地方政府作用的报道。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下，公众接触越多中央官媒，则对于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越高，而对于本地政府的满意度则没有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大样本数据对突发公共危机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影响危机的因果机制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并提出公共危机应对的信息治理理论。本文从国家社会角度探究信息公开（干预）和政治反馈的关联，从不同政府层级结构和传播渠道出发，以公众的关键参与者和受助者的视角，探究信息公开在公共危机期人们的信息需求、风险感知及防范行为与政府满意度的作用机制。该研究不仅进一步完善了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理论，同时也有助于指导政府如何在突发公共危机期间运用政府信息公开以有效传递重要信息、树立公众信任和开展灾后救援。
对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和主要观点总结如下：第一，不同政府主体的信息公开措施会对公众态度和行为产生异质性效应。本文认为不同政府主体的信息公开影响具有对应性和弥散性。其中，对应性指的是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公众会针对于不同层级政府信息公开内容采取对应性行为。在本研究中，发现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指出了全国范围内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挑战，从而增强了公众对于公共危机的重视和信息更新的需求。相反，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措施越好则显示出地方政府的充足准备，降低公众对于信息更高频率的需求。第二，政府信息公开政策存在弥散性作用。各层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政策不仅影响到本级政府所辖范围，同时也会对于上级或下级政府产生作用。中央政府的信息公开措施不仅会影响公众对于首都的风险感知和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同时也会降低民众对于本地风险的评估和提升本地政府满意度。这是因为我国各层级政府之间同时存在政治领导和业务联系，各层级政府进行信息公开时会同时提及上级政府的领导和下级政府的举措，因此信息公开存在着跨层级的弥散性影响。第三，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进行细分以探究渠道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将信息公开渠道区分为中央官媒、地方官媒、政务媒体和线下媒介，通过比较四类渠道来探究何种传播路径影响了公众危机应对的态度和行为。本文发现政务媒体和地方官媒刺激了公众对于信息更新频率的需求和对于地方风险的焦虑。这可能是由于政务媒体与地方官媒更多报道民生事务，从而强化了民众对于危机的重视和地方风险的担忧。此外，公众接触更多中央官媒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中央政府满意度。这一发现也印证了前人关于官媒更多地将政府绩效归功于中央政府的研究发现[40]。
概言之，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公众参与视角，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梳理信息公开的主体与渠道对于公众危机信息需求、风险防范行为和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同时也为政府信息公开在公共危机期间应当如何运作提供政策制定依据。在突发公共危机状态中，政府（官媒）的信息供给对于重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开展灾后的救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政府的信息公开措施促进了民众的危机信息需求，降低了公众的公共危机焦虑情绪，提升了民众的风险防范应对水平，凝聚了人们的公共信心，稳定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和推动了政府的后续救援措施进行。此外，本文也存在若干研究方法上的不足留待未来研究逐步完善，譬如本研究基于网络调查提供的全国性方便样本而非代表性样本进行分析，然而疫情防控期间网络调查是采集一手数据最有效和可行的方式。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
黄种滨（1995—），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孟天广（1983—），男，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监测、评估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ZDA1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研究”（项目号：16JJD810002）。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Policy, Peking University）是由北京大学批准设立，挂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管理的跨学科政策研究机构。中心以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化为研究宗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发展创新性理论，促进多学科交叉，提供政策咨询。中心研究人员以北京大学教师为主体，并聘请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政策领域专家担任兼职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包括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区域与城市管理、 计算机科学、药事管理学、人口学等。